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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周游五国,拍出了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,豆瓣9.2

发布时间:2019-11-28 15:17:10
[摘要] 2018年9月,周轶君开始筹备拍摄一部教育题材的纪录片。她前往五个国家进行探察,芬兰是第一站。她希望从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去倒推那里的教育,它们与中国当下的教育有着或多或少的呼应。在英国,周轶君感受到公

另一个国家童年的宁静。数字/由受访者提供

《在外国的童年》

一位中国家长的教育游记
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刘元航

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917期

对芬兰人来说,哪个学校是全国最好的?当当地企业家彼得·维斯特巴卡提出这个问题时,周轶君想了一会儿,但没有想出来。彼得直接给出了答案,离家最近的那个。

彼得曾在游戏开发公司rovio工作。他最著名的身份是“愤怒的小鸟之父”。这款游戏已经风靡全球,包括中国。周轶君是媒体人,邓永锵和圆桌会议的常驻嘉宾,两个孩子的母亲。2018年9月,周轶君开始准备拍摄一部关于教育的纪录片。她访问了五个国家,芬兰是第一站。

在首都赫尔辛基的一所小学里,男孩们说一口流利的英语,有些想成为程序员,有些想踢足球,如果不能,他们就成为警察。周轶君问他们对成功的理解。她得到的答案是每个人都一样好,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一些额外的钱,即使他们成功了。老师和家长有相同的想法。周轶君觉得很复杂。她出生在上海,在北京学习,现在住在香港。她从小就熟悉竞争法。每个人都在培训班,都住在学习区,所以没必要说清楚。

事实上,芬兰学生对许多中国老人并不陌生。《新华字典》中的一个经典例句经常被提及,“张华被北京大学录取,李萍被一所中等技术学校录取,我在一家百货商店当售货员。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”对于走在社会发展快车道上的新一代中国父母来说,这几乎是过去的旧梦。

许多人不太明白的是,芬兰不强调竞争的基础教育培养了优秀的学生。“我们对成功的理解主要来自超越他人。如果没有竞争,那么我想知道什么是成功。”周轶君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她希望把一个国家的教育从它的社会条件中拉回,这或多或少与中国目前的教育相呼应。

在日本,完美受到尊重,周轶君看到幼儿园儿童对细节和其他方面的关注,以及集体意识和个人权利之间的界限。在印度,贫富差距也在扩大,她注意到当地人民努力缩小差距。在英国,周轶君感受到公立和私立教育之间的差距,以及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对所谓贵族教育的误读。她借用了一个经典句子。当我们谈论英语教育时,我们在谈论什么?

纪录片系列的标题是《外国的童年》。8月28日,这部作品开始在优酷播出,每周一集,获得了很高的声誉,豆瓣得了9.2分。如何在教育中保护自然,如何在公众意识中塑造自我,是周轶君想要解决的问题。在这些镜头的帮助下,年轻的中国父母看到了另一种受教育的可能性。

没有紧闭的门

当与周轶君联系时,她正在去邮局的路上,只能谈论她走路时拍摄的纪录片。香港的生活节奏很快,同时做几件事已经成为她的常态。在邮局,周轶君对员工说广东话,对家人说英语和普通话。

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,文化混杂。它还掺杂着周轶君的身份。她出生于阿拉伯,毕业后加入新华社。2002年,她主动申请在加沙永久居留,目睹了猛烈炮火的日常生活。在出国的路上,周轶君回到北京度假,在西单购物中心遇到了促销活动。舞台上的男女主持人声音嘶哑,音乐洪亮。这完全是两个世界。

自2006年以来,周轶君一直在香港凤凰卫视工作,每年回上海一次老家。后来,她加入现代通信集团,经常穿梭于上海和香港之间。上海的交通硬件是先进的,斑马线模仿东京熙熙攘攘的涩谷区。城市男人和女人在他们中间来来去去,这就像海浪中的嬉戏一样迷人。当一辆公共汽车经过时,售票员用老办法探出窗外,用肮脏的小红旗敲打铁车,提醒过路人慢慢走。

在周轶君看来,改变现代生活和传统的残余、战争和经济喧嚣是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,她也将这种比较的视角运用到教育中。后来,她成了母亲,有两个孩子。女儿六岁了,刚刚开始上小学。儿子三岁了,还在幼儿园。她有时会陷入焦虑。更重要的是,她发现自己无法摆脱上一代人的教育惰性。

许多父母经常对他们的孩子说“听话”和“为了你好”。周轶君正在出差,他的儿子躺在行李箱上。他的祖母没有离开她,而是过来接管了他的孙子,告诉他只有当他的母亲工作时,你才能有钱买玩具。周轶君认为这样的语言很差,但她也没有更好的答案。

因此,当我有机会与优酷合作拍摄纪录片时,周轶君首先想到了教育,很快在咖啡馆的餐巾纸上写下了标题和目的地,包括日本、芬兰、以色列、印度和英国,最后回到了中国。

除了芬兰,整个制作过程充满艰辛,早期接触和现场拍摄都很困难。例如,在日本的一次采访中,半年的接触没有结果。直到一个绝望的深夜,他才意外地联系到他朋友圈子里的一个老朋友,才得以通过所有的检查站。

像中国一样,这个邻近的岛国属于东亚文化圈,在教育领域有许多相似之处。例如,它也被称为地狱大学入学考试(Hell ' s College Entry),同等重视学历和名牌大学。大阪的莲花幼儿园有非常传统的特色。除了松尾芭蕉的俳句,黑板和墙也可以看到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的格言。这些词不是用来背诵的,只需要阅读和欣赏。

周轶君对莲花幼儿园的第一印象是,它是一所非常“吵闹”的学校。这里的重点是体育和父母的放手。孩子们聚集在一起,接受腹部发声的特殊训练。当他们不上课的时候,他们赤脚在沙滩上跑步,经常大汗淋漓。作为父母,周轶君的反应是孩子是否会太累。秋田导演回答说,与其累,不如“完全燃烧”。

一方面,它是自然的释放;另一方面,它是教育的有意引导。在利川市藤本幼儿园,教室的滑动门也有一个无法立刻关闭的“谜”。冬天,当学生关门时,必须确保门关得很紧,以免影响靠在门上的学生。

教育往往是社会的前台。在其他时候,教育也是调节社会的水库。如果焦虑是中国最常见的事情,那么在日本,关键词是压力。一些日本人习惯于遵守规则,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,突然意识到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哭了。在东京,有一个特殊的职业叫做眼泪治疗师。父母和学生聚在一起学习哭和表达他们的情感。

建筑也在反思教育和文化。在腾幼儿园,周轶君遇到了建筑师铃鹿和他的妻子,他们设计了这个圆形儿童乐园。不远处有一个美国军事基地。聊天时,可以听到军用直升机经过的声音。它提醒人们这是日本未完成的历史。手冢对美国没什么好感,尽管他在那里学习。他还反思了日本的集体教育。

2007年,这对夫妇设计了幼儿园,这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讨论,因为它太“奇怪”了。操场设在屋顶上,教室没有关门,可以听到隔壁的声音,也没有制服。然而,这座建筑赢得了国际奖项,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幼儿园。

孩子们被鼓励爬树,在操场上疯狂奔跑。孩子跑得很快,摄影队的年轻摄影师跟在后面,他们都跟不上。幼儿园墙上挂着沾满泥土的洋葱,小马被关在马厩里,圆形建筑中间的空间设计得不均匀。宝冢认为童年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择的权利。孩子们在这里学会思考和观察自然。

周轶君。数字/由受访者提供

时间、年龄和我

去年11月,周轶君来到寒冷的芬兰。这个地区有很多朋友,包括《三口之蚌》的嘉宾竹幼婷和新华社的朋友。枪击进行得很顺利。团队中的95岁后女孩对教育和芬兰的话题不感兴趣,也不准备结婚生子。然而,枪击事件后,他们哀叹生孩子可能没那么可怕。

这个高纬度北欧国家的人口只有550万,与新加坡基本相同,相当于天津人口的三分之一。在这里,学校和班级的规模也很小。小学几乎没有考试,偶尔的考试也不算。

过早的竞争被认为不利于孩子的成长,更难想象会仓促行事。然而,芬兰的基础教育被认为是世界领先水平。在著名的“国际学生评估项目”(pisa)中,芬兰学生在阅读、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总成绩是世界上最高的。总之,较少的时间投入培养了综合能力较强的学生。

周轶君决定找出答案。她发现在芬兰的课堂上,学生不必穿校服或直立坐着。如果你喜欢,你可以打扮成女巫。即使学生不擅长数学,也没有艺术天赋,但仍有许多有价值的方面,如正直和爱。高职位和低职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。职业学校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。

这主要是由于芬兰的福利国家制度。在北欧,国家充分保障公民的就业权和教育权。可以说,“从生到死”的完全监护权是由高税收提供的。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是平衡的。这种模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逐渐形成,现在已经成熟和完整。

“北欧模式”的社会背景催生了几乎没有功利色彩的教育理念。给周轶君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芬兰独特的现象课程,它独立于常规课程,具有跨学科的特点。在赫尔辛基的锡克小学,一位名叫雷尼的老师负责三年级的现象课程。她每个星期五都去上课。她的名字是“时间、年龄和我”。她谈论艺术,应用数学和生物学,还包括阅读和写作。

为了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,学生们用手通过钟表、ipad、绘画和手工艺品来测量他们的脸。老师还安排他们去养老院,和老人一起模仿对方的脸,在他们年轻时讲故事,并在年龄的皱纹中找到时间的纹理。

周轶君问这样的课程会有什么“结果”。她得到的答案是,这些孩子多年后不会记得数学知识,但很难忘记与这些老人的对话。

教授现象课程的拉妮老师(Rani)不仅获得了与现象教学相关的学位,还学了一年半汉语,回到学校继续完善她对现象教学的研究计划。芬兰社会对教师和福利保障的充分尊重使她不必担心突然被解雇,也不必整天为孩子的奶粉钱奔波,但终身学习的理念是她不断充电的动力。

教学地点不一定在教室里。芬兰植被覆盖率高,森林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。你可以在这里上科学课和数学课。周轶君对森林的最初印象只是绿叶和土壤,但芬兰学生根据老师给他们的色卡发现了各种颜色和味道的东西。至于它是什么味道,没有标准答案。重要的是想象力。

离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后,周轶君向北走得更远。进入北极圈是非常晚的。偏远地区的学校享有与大城市相同的政府资源,只是课程内容有其自身的特点。在远离首都的索丹库里,二年级学生通过驯鹿学习现象课程,这在该地区非常普遍。他们对首都不太渴望。

“芬兰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确实非常不同,但这种差异不能停止学习和学习。”周轶君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另一个国家童年的宁静。数字/由受访者提供

差异与想象

如果芬兰的国情与中国大相径庭,印度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镜像,中国也是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众多的阶段。周轶君对这个国家的印象不仅包括宝莱坞电影,还包括大量it公司高管。

为了拍摄顺利,周轶君的团队雇佣了七名来自不同种姓和国籍的当地印度摄影师,他们私下里讲了许多互相嘲笑的笑话。也正因为如此,劳动和合作的分工效率惊人地低,整个过程似乎是一次职业再培训。周轶君参观了大都市和偏远的村庄。枪击事件发生后,队里的女孩们哀叹经过这次旅行,生活并不困难。

在印度这个差距已经很大的社会,教育在缩小差距方面发挥着作用。面对社会阶层固化的现实,一些人试图参与教育,实现自下而上的变革。在钦奈地区,工程师库布塔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倡导“玩具变废为宝”,从日常材料中寻找灵感,给贫困地区的儿童带来自由快乐。在互联网时代,他还制作了一些小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。

给周轶君印象最深的是云学校项目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,一位名叫Sukata的教授在贫困的家乡地区建立了计算机房。这不是为了玩游戏。它不同于网吧的模式。没有隔板,外面是透明玻璃。孩子们脱下不能再破的鞋子,围着电脑坐着,在志愿者的指导下组成小组一起使用。

周轶君的团队从加尔各答出发,开了三个小时的车,乘船了半个小时,在三轮车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,最后到达苏卡特教授的家乡。起初,当地的孩子们只能在电脑上看一些卡通片,把键盘当成玩具,并在里面恶作剧。一段时间后,他们开始使用互联网来尝试输入英文字母和探索外面的世界。近年来,苏卡特教授将他的计算机房扩展到了更贫困的地区,并将其称为“云学校”。

如果印度的平民教育是一个我们忽视的现实,那么英国教育就处于想象和误读的另一个极端。在英国,周轶君发现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有很大的不同。教育不公平相当严重,许多英国人对此并不满意。公立学校的资源相对有限。一些公立学校也去上海学习如何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教授大班数学。

“他们对自己的立场和我们对他们的理解被误读了。我们对英国教育的印象仍然停留在唐顿庄园的阶段,比如着装和礼仪,以及英国口音。他们最看重的教育是品格教育、体育精神和慈善意识。”周轶君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在去英国之前,周轶君看了一些英国人制作的教育纪录片,比如《交流学校:班级分化》,其中谈到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的交流。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说,他认为他一生中永远不会和私立学校有任何关系,而且他一直排除河水的可能性。

在纪录片系列的最后一集,周轶君在搬到五个国家后回到中国,寻找目前在Xi和天津等地借用传统资源的可能方式。中国中小学的一些夏令营给了周轶君很多启示。一些老师制作风筝,从几何到美术,再到历史,然后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中国很久以前就有风筝,但没有发明飞机。

当然,周轶君也遇到了许多焦虑的中国父母。一位大学同学告诉她,补课就像进入赌场,一旦你进入就很难出来。另一方面,脱离考试轨道,走素质教育的道路也是一场赌博。在国外度过童年,许多中国父母看到了国外的教育状况,看到了令人羡慕的一面,也看到了我们面临的困难和他们的尝试。然而,这更像是这部纪录片提出的一个问题,关于如何从另一座山的石头上攻击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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